伦敦东区的小旅馆房间逼仄，墙纸泛黄剥落。陈序闩好门，拉严窗帘，只留一盏台灯。他从衬衫纽扣夹层取出微型胶卷，又从行李箱夹层摸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金属筒。这是老郑当年给他的应急装备，简易胶卷查看器，前端有个放大镜片。

他将胶卷装入，对着台灯光源。放大镜下，密密麻麻的字迹显现。

首先是三行数字坐标，像是某种定位码。接着是一份名单，标题写着“海城潜伏人员部分联络点”，列出了七个名字和对应的掩护身份：茶叶店老板、中学教师、报社校对、电车售票员……每个名字后面都备注了最近一次联络日期和资金注入金额。

陈序的手指停在第四个名字上。李秋生，海城邮政总局档案科副科长。这个名字他认识，不仅认识，三个月前还因为调阅旧档的事和他打过交道。那时李秋生总是笑眯眯的，说话慢条斯理，还提醒过陈序注意档案室的潮湿。

而名单上的备注显示，李秋生上月接收了一笔来自“南洋永丰商行”的汇款，金额是三百大洋。汇款日期，正好是陈序那份“毒饵”情报归档后的第三天。

陈序继续往下看。胶卷后半部分是几笔资金往来记录的影印件，永丰商行汇往海城不同账户的流水，时间跨度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到今年九月。其中最大的一笔，五千大洋，收款方标注为“海城文化促进会”，汇款日期是今年六月十五日。

这个日期陈序记得。六月十五日，正是他发出那份“毒饵”情报后的第七天。那天海城发生了两件事：一是保密局突然搜查了几家印刷厂，二是文化促进会举办了一场“新文化建设座谈会”，请了几个南洋来的学者演讲。

现在这些碎片似乎开始拼接。

敲门声就在这时响起，不紧不慢的三下。

陈序迅速收起查看器和胶卷，将父亲名单的抄件塞进地板缝隙。他走到门边，压低声音：“谁？”

“先生，您要的热水。”是旅馆老板的声音，带着浓重的东区口音。

陈序打开一条门缝。老板端着铜壶站在外面，眼神有些闪烁：“刚、刚才有两位中国先生来找您，我说您不在，他们让我转告，说在楼下等您。”

“长什么样？”

“一个四十多岁，戴呢帽，穿棕色大衣。另一个年轻些，戴眼镜。”老板补充，“他们说话有南洋口音。”

陈序心头一紧。沈砚的人来得比他预想的快。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英镑钞票塞给老板：“谢谢。如果有人问起，就说我已经退房走了。”

“那您……”

“我从后门走。”陈序快速收拾行李，只拿必需品，“如果有人硬闯，你就说没见过我。”

老板捏着钞票，点点头。

陈序拎起行李箱，从后楼梯下楼。旅馆后巷堆满垃圾桶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食物的气味。他贴着墙根走，在一个拐角处停下，探头观察前街。街对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两个男人站在车旁抽烟，正是老板描述的那两人。戴呢帽的男人不时抬头看向旅馆窗户。

陈序退回巷子深处。他需要尽快离开这一区。学者咖啡馆在伦敦大学南侧，步行需要二十分钟。他决定绕路，穿过两个街区，从另一侧接近。

下午的伦敦街道潮湿阴冷，行人步履匆匆。陈序压低帽檐，混入人流。他走一段就停下看看橱窗反射，确认没有尾巴。在一个报刊亭前，他买了份《泰晤士报》，夹在腋下，继续前行。

三点零五分，他抵达学者咖啡馆所在的街道。这是一条安静的小街，两侧是书店和古董店。咖啡馆在街中段，绿色遮阳棚，玻璃窗上贴着菜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