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处理夏包子叛乱，没有和当年的吴三桂一样，将首领们诛灭九族。

也没有进行残酷的大规模清算，而是再次重申了“剿抚并用”的原则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，他向新任湖广巡抚丁思孔发出敕谕，要求?“速行开示”?，告知胁从者?“如有悔罪投归，即行免罪，仍准安插，务令得所”?。

对于能擒杀贼首者，更是许诺?“论功叙录”?。

这一宽大的政策，迅速安抚了地方人心，避免了叛乱的死灰复燃。

同时，康熙下令?“江宁、京口、荆州诸路兵仍赴武昌，则转输供应，民力维艰。

满洲、汉军及调集绿旗兵，皆令各归本汛”?，及时撤回大军，减轻地方负担，康熙爱惜民力，再一次得到体现。

对于在叛乱中坚守节操的官员，康熙给予了高度的褒奖与追思。

叶映榴的遗疏被送到御前，康熙?“览毕，集诸王大臣等谕曰：凡地方官城存与存，城亡与亡者，乃人臣之分。近者武昌兵乱，叶映榴守义不屈，骂贼自刎。朕阅其遗奏，五内伤悼”?，并下令?“从优赐恤，以表忠贞”?。

对于那些在危难中做出正确选择的人，如虽是待罪之身却?“胁逼不从，奔投愿受国法”?的原枝江县知县赵嘉星，康熙也下旨?“其免之”?，展现了法外开恩的皇恩浩荡。

当然，对于有功之臣，朝廷也未吝惜赏赐。

徐治都、史孔华等将领?“下部议叙”?；在叛乱之初不顾妻儿安危，从武昌城中?“自城沟内遁出，报荆州将军噶尔汉”?的笔帖式克锡类，也因其忠勇而得到了?“遇升缺，即行擢用”?的奖赏。

至此，一场由“大元和尚朱三太子”杨启隆精心策划，由夏包子等人具体实施，席卷数省，意图动摇大清国本的叛乱，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宣告烟消云散。

康熙被迫将部分准备北上对付噶尔丹的八旗精锐调回南方平叛，虽然打乱了他战略部署，但他以其高超的政治军事手腕，迅速扑灭了南方的火焰，稳固了大清后方的安稳。

站在西暖阁内，康熙的目光会再次投向北方的地图。

南方的叛乱虽平，但楚省之乱，乱在裁军、乱在他将楚省的八旗调离。

经此一战，康熙明白，一年内，朝廷恐无法组织有效的西征大军。

八旗大兵，依旧要死死把守楚省，这天下之中心，地理位置之重要，康熙不敢有片刻的犹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