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珠在江南的一党，尤其是浙江巡抚张鹏翮，以及其党羽数十人，被索额图连根拔起。

索额图一党，则因为在揭发“延误西医”一案中有功，势力急剧膨胀。

太子趁虚而入，趁明珠缩头之际，将明珠在朝的党羽十六人，调任边疆。

太子胤礽的地位，似乎也因此变得更加巩固。

朝堂之上，几乎成了索额图的一言堂。

康熙对此洞若观火，但他病体未愈，心力交瘁，暂时无力进行新的平衡与制约。

他只是冷眼旁观，将一切都记在心里。

而皇子之间的竞争，则由暗转明。

大阿哥胤禔，认为噶尔丹在漠南的胜利，恰恰证明了自己“主战”思想的正确性，多次在康熙面前请缨，希望能领兵出征，为国分忧，言语间，不乏对太子“只知文墨，不识兵戈”的讥讽。

太子胤礽则在索额图的辅佐下，将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，极力向父皇展示自己成熟的政治手腕，试图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帝国继承人。

八阿哥胤禩，则继续他的“贤王”路线。

他提议朝廷出钱，抚恤在乌尔会河之战中阵亡的将士家属，尤其是对蒙古王公的遗孀孤儿，更是关怀备至。

仅仅七八岁的年纪，他仁德之名，不仅在京城，甚至在蒙古诸部中，也开始流传。

只有四阿哥胤禛，依旧是那个沉默的执行者。

他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作为皇子在国丧期间的所有职责，不出风头，也不拉帮结派。

他只是在康熙每一次因为丧事而心力交瘁时，默默地递上一杯温热的参茶。

他的孝顺，不是挂在嘴上，而是做在实处，康熙不止一次在众人面前，褒奖他“至诚至孝”。

康熙二十七年正月，在无尽的哀恸与纷扰中，孝庄太皇太后的梓宫，终于要发引，暂安于京东清东陵的暂安奉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