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首次协调会上，叶修就遭遇了一场“寒流”。一位航空专家对他提出的“24小时滞空”和“多功能载荷”的要求表示质疑，摇头说道：

“叶少校，您知道这需要多大推重比、多少能源吗？我们民品无人机还在搞航拍呢！”

“军用级抗干扰数据链？现在为炮兵校射的短程无人机都常丢信号…” 兵器集团代表苦笑。

最尖锐的质疑犹如一把利剑，直刺制度的要害：

“科工委真的能够协调财政部单列预算吗？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，难道要让厂里用民品利润来倒贴军品研发吗？”

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壁垒，恰恰如同一面镜子，清晰地映照出了 1997 年国防科工委所面临的深层次挑战：

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，我国的军工体系虽然曾经创造过“两弹一星”这样的辉煌成就，但当面对信息化战争所需求的灵活、高效且低成本的装备时，却显得反应迟缓、力不从心。

尽管民品产值已经占据了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的 80%，但遗憾的是，这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反哺军品的创新与发展。

更为棘手的是，当时的十一大军工集团尚未进行拆分（这一进程直到 1999 年才正式启动），各个行业之间封闭垄断，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竞争。

所谓的“竞争提高效率”，在当时仅仅还停留在纸面上，难以真正落地生根。

国家年度国防费仅仅只有 813 亿人民币，这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仅为 1.03%。

如此有限的投入，每一分钱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和精打细算。

面对这样的困境，叶修决心要打破僵局。在处长的支持下，他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。

首先，他将前线的血泪转化为数据。在整理边境冲突的资料时，他发现由于侦察真空，2 营被迫延迟了 13 分钟才进行火力覆盖。这 13 分钟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。

叶修通过详细的推演，计算出如果敌人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发动突袭，可能会给我军带来多大的伤亡。

当这些冰冷的数字被摆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时，整个房间都陷入了一片死寂。

其次，叶修巧妙地借助了“军转民”的力量，实现了逆向输血。

他联系了深圳的一家民营通信企业，这家企业曾经为科工委提供过芯片代工服务。